臺灣Formosa | 越來越難抵達時，重拾“在地”的記憶

三十五年前，龍應臺的野火集在臺灣《中國時報》開闢專欄發表，那是1984年的臺灣。

龍應臺控訴：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她筆下控訴的臺灣，是生了梅毒的母親，民眾充滿暴戾之氣、機關單位無法可依、辦事人員有法不執、社會問題湧現……

1984年，野百合花沒有在中正廣場豎起，並沒有解除戒嚴，仍然是萬年國代選出他們的領導人。

彼時，這片僅3.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民眾幾乎都覺得，中國人三個字不是指向對岸，而是再說自己。

同一時期，蔣經國積極建設臺灣所累積的經濟紅利噴湧而出，即使國際空間被一度壓縮，社會呈現出的還是積極向上：為了自己生活幸福而拼命奮鬥的年代。

那時的主旋律是：愛拼才會贏。

五年前我抵達那裡，一位老師幾乎是手舞足蹈地和我炫耀：

“80、90年代才是臺灣最美好的時代，冷氣有了、手機有了，LDH摘下了經濟建設的果實，摘下了民主的果實，一般人夜市賣鹹酥雞蚵仔面線都可以攢錢買五套房的。那個時候的臺灣人，出國旅遊在頭等艙喝香檳，是舉起瓶子就直接灌嘴裡的，空姐都要被這群暴發戶嚇到。”

後來，我遇到了更多同齡人，由於沒有語言障礙，深入交流成為了可能，他們的父母正是在“愛拼才會贏”的時代生下他們，並在“小確幸”的時代被我認識。

當時，我有幸在半年的時間裡，走遍了除澎湖、金門、連江三縣外的本島所有縣市。在赴臺旅行因疫情等等因素成為遙不可及的奢望時，謹以此文，撿拾起快被我忘記的那個民國105年。

近期疫情惡化，擔心每一個沒打疫苗的他們，在區域網中的世界，個人盡力打破的同溫層，還是有厚厚的壁壘。

見識到官方博物館的策展能力竟然可以如此之強，是在此地。讓一個看慣了每一個省級博物館，都從史前的頭骨開篇到當代的黨旗結束，沒想到故宮的“餃子餡”可以這麼香。

除了翡翠白菜、肉形石、毛公鼎三大件外，此外的常設展和專題展都能引人入勝卻又乾貨滿滿，譬如“郎世寧的色彩世界”、“皇帝的玩具盒”等展覽，哪怕隔了五年都記得這座沒有尿點的博物館。

一個族群如何看待自己的開放史，關乎著當下和未來，淡水就是見證地之一。

當甲午的黑幕落下時，抵制運動的悲壯，猶如丘逢甲劉銘傳等“唐山”官員的“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迴天”。

可當雙方達成協議，由本島人民自由選擇去福建還是留下時，幾乎選擇了留下。更迭是一個不變的命題，但升斗小民的生活還是會繼續。

那時候已經是DPP執政，見識過香港2014年Occupy後，還是被同婚合法化的人流震撼了，兩種觀點的直接對抗和叫囂，在一個小小的場域內，都是法理上應該被重視的聲音。

但是有人用“今日的新瓶裝著昨日的餿酒”形容如此民主，往往越是在深入瞭解後，才知道其政治品質的有待提高。

而如果僅僅是一個華裔世界公民的角度來看，自覺不太可能融入歐美主流社會的我，其實把臺南和檳城當做養老地，是一個很舒適的選擇。

那是在夜幕降臨前抵達的地方，坐著最便宜的區間車，每個小站的名字都被國語臺語客語英語四種語言，鄭重地報站。

沒能在桐花祭的時候到這個充滿詩意的客家田園，就只記得吃了臺灣客家菜的必點“客家小炒”、“薑絲炒大腸”、“炒粄條”……

臺灣的“在地”是隨著緯度降低開始的，豐富澎湃的民間信仰，各式各樣的節慶活動，隨和自在的民眾，是一個完全不同於“天龍國”南部。

當地的朋友用機車載著我，走在兩邊全是稻田的鄉道上，忽然會出現宮廟，供奉的神明從馬祖、三山國王、保生大帝，到更為小眾的關公、大士爺等等，這是一種踏實的俗。

麥寮幾乎是一個環境新聞的朝聖地，前一天聽了生祥樂隊，用客語唱的《圍莊》，現場的故事震撼了我，一首歌可以是一種公民訴求的表達。

臺灣第六輕油煉解廠是石油危機後“不得不建”的專案，選址問題爭議一直不休，當初負責的資方王永慶保障不汙染環境，可是隨著所在地雲林麥寮癌症發病率的攀升、生產安全事故頻發，成為了諸多環境新聞報道繞不開的地方。

真正走到麥寮，幾乎是一個矛盾體，街頭並排的檳榔攤，為一批又一批工人提供能量支援，本地人需要這個工廠賴以生存，可是外地人卻關心麥寮人的生命。

最後，吃飯的人選擇把當下活好，不關心他們怎麼吃飯的人，選擇勸說他們砸掉飯碗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