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尷尬的中正紀念堂
昨晚沒睡好，半夜被吵醒。
揉著迷迷糊糊的雙眼，眼前是兩位身著警察制服的人。
“您好，請您出示一下證件。”
一位警察向我敬個禮，用特有的臺灣腔輕聲道。
把大通證遞給他，看了看，沒有什麼盤問，就關門離開了。
“服務態度還是不錯。”
抱著這樣的想法昏昏沉沉又睡著了。
早已經在手機上定好鬧鐘，因為包間只有八個小時，如果睡過頭有人來打掃，慌慌張張很是麻煩。
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晨，揹包離開網咖。
呼吸著帶有絲絲涼意的空氣，沿著昨夜走過的路，周圍的一切顯得熟悉卻又陌生，有些恍如隔世之感。
“我現在是在臺——灣，對吧？”
大概是頭腦還沒有清醒過來，竟問了自己這樣一句話。
要是別人能看到我的內心OS，估計會罵一聲“神經病！”
：“你不在臺灣在哪裡！”
找到一個青年旅舍，櫃檯的小姐姐倒是親切友善，大大方方讓我把行李寄存在這裡。
“你要去看跨年演唱會？”小姐姐笑道。
“是啊，就是跑來看演唱會的。”
“我們現在都看電視直播。”
“嗯？”心想隔壁就是真人現場版，為什麼要看電視。
“看大陸的電視啊，浙江衛視。”
“啊？”笑了出來。
“因為明星都被請到大陸電視臺去了。”小姐姐說著開啟了電視。
左上角熟悉的藍臺臺標一躍入眼，不知在演什麼節目，熱鬧得不得了。
想想也對，光四大衛視邀請去的明星估計至少幾十位，還不算央視和其他省級衛視，這樣一來，臺灣還剩幾個明星？
“真是個吸金的行業。”
一邊默唸著，和小姐姐道別。
臺北跨年演唱會要在晚上才會開始，所以還有一天時間可以遊覽臺北。
第一站直奔臺北中正紀念堂。
我看著網上找來的資料：
1975年4月5日，蔣中正逝世；
1975年6月，決定興建紀念堂以紀念蔣中正；
1977年11月，正式破土動工；
1980年3月31日，正式完工；
1980年4月5日，正式對外開放參觀。
2017年12月31日，已經快四十年了。
雖然這是為紀念蔣中正而建造的，但是他的遺體並沒有安置於紀念堂內，而是在車程幾小時外的桃園慈湖陵寢。
從進入寬闊的廣場——廣場＋紀念堂的模式，世界通用。你需要穿過一幢巨大的牌樓，如果形容它的模樣，需要用上一串專業詞彙：五間六柱十一樓。
“五間六柱”不難理解，牌樓一共五進，由六根柱子構成；而“十一樓”中的“樓”指的是牌樓上的斗拱屋頂，大屋頂五，小屋頂六，剛好湊成十一數。
這是牌樓中規格等級最高的。
畢竟象徵蔣中正在臺灣的身份。
整個牌樓全身乳白，只有斗拱屋簷是湛藍色，顯得古典端莊而又肅穆。
正中的斗拱屋頂下寫著“自由廣場”四個字。
之前寫的是“大中至正”，在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爭鬥下，才給換成“自由廣場”。
想想後者的所作所為，心裡也明白為何這麼做。
穿過牌樓，沿著大道直走，瞧見不遠處的紀念堂，雖然只有不到四十歲，卻像一位暮年的老人，就這樣安詳地坐著。
像是坐了很久很久。
清晨的廣場，另外一些老人穿著寬鬆的絲質衣服，輕舞太極劍。時光在他們的一拳一腳中，慢了下來。
剛剛開始的時候，沒有紀念堂，他們也還是年輕人。
走近，紀念堂藍、白兩色在天空的映襯下，穩穩地矗立在高臺上，金黃寶頂、藍色琉璃瓦雙層屋頂、白色大理石牆——我彷彿在看古代某位帝王陵，巨集大、莊嚴、雄厚，令人震撼。
不由得想起中學時第一次去到南京中山陵，爬過寬廣延綿的臺階站在祭堂前，就是這種感覺。
進入廣場和紀念堂沒有任何檢查，像樓下的公園，可以隨意晃盪。
紀念堂大廳是蔣中正的坐像，兩旁站立身著禮服昂首挺胸的憲兵。
我盯著手錶數著時間，“九點整！”
許多像我這樣的遊客掐著時間，為了觀看整點的憲兵交接儀式。
整點憲兵交接當年是為了表示鄭重，今天更像是變成了一種表演：遊客懷著娛樂的心態觀看，不知憲兵是否懷著表演的心態去做。
如果可以的話，很想去採訪這些憲兵。
在一群遊客的包圍中，在照相機和手機直播的鏡頭下，寬闊整潔的大廳，制服閃亮筆挺的年輕小夥，整齊劃一的動作，高亢的音樂——怎麼看都是一場“華麗麗”的演出。
也不知高高階坐正微笑著的“蔣總裁”看到這番景象，會是何種感想。
寫一段議論文式的感想：
這個世界有無數的雕像，有無數的紀念堂，真正偉大的，人們會懷著敬意，帶著後代進入紀念堂指著雕像對孩子說：“看，那就是我們的英雄！”；
而為了一己私慾想要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人民會推倒紀念堂，砸掉雕像，然後吐上一口唾沫，讓它淹沒在歷史的垃圾堆裡。
紀念堂分作數層，其實最有趣的倒是地下，大概是在做什麼活動，不同於紀念大廳的單調，這裡被佈置起來，像是一個精緻的小文創園。
饒有興致地在裡面閒逛，一塊豎著的小黑板引起我的注意，上面特意用歪歪扭扭的幼稚體中英文寫著：你想要中正紀念堂轉型成什麼樣？
一看就知問題的物件是兒童。
哦？轉型？
今天的臺灣，紀念堂逐漸失去最初建造它的意義，從威權時代象徵“最高領袖”到如今用歷史作為籌碼的政黨之爭，中正紀念堂同“蔣中正”這個人一樣，成為尷尬的存在。
所以紀念堂需要轉型，但轉到哪裡去？成什麼型？
想必專家學者都已認真嚴肅地討論過，各個階層的大人們或許也已在茶餘飯後認真交換了意見。
孩子們呢？
有人問過孩子們的想法嗎？
需要嗎？
當然。
數十年後，這些粉嫩、天真、小隻、可愛的孩子們，也會成為今天站在大學講臺上和學生探討紀念堂歷史意義的教授，成為坐在辦公廳決策紀念堂城市定位的官員，成為報道紀念堂轉型工作實時動態的記者，成為記錄紀念堂所有故事的作家，成為收集市民對於紀念堂意見的代表，成為在紀念堂提供服務的志願者……
還有更多的，會成為在傍晚自由廣場散步，週末來紀念堂參觀的普通人。
所以孩子們當然有發言權，雖然他們的意見聽起來會覺得幼稚甚至可笑。
其實更重要是的：給孩子表達意見的機會，此時他們淡薄模糊如萌芽般的“主人翁”意識，將會慢慢地，慢慢地，成長為如參天大樹般清晰有力的“公民意識”。
我們的城市，甚至更大一點的我們的國家，也許能變得更好。
沒有時間去更深入瞭解紀念堂的轉型工作，但可以想象這其中的艱難。
這其中牽扯到了太多，誰都有理，可誰又都說不清。
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蔣中正和他的紀念堂——人和物，都是可以解釋並繼續存在的；但它們背後所象徵的從“戒嚴”到“解嚴”這半個世紀的風雨——如何面對，遠比面對這座紀念堂要困難複雜得多得多。
五間六柱十一樓代表最高規格的牌坊下襬滿了做生意的小攤子，神聖卸下了光環，成為了普通
從正門內遠看中正紀念堂
正在站崗的衛兵頭盔鋥亮
正在進行交接儀式，時長五分鐘
僅一層之隔的紀念堂地下像一個文創園，氣氛頓時變得活潑起來
1976正是蔣中正逝世的年份，2018是即將到來的一年，兩者碰撞，會發生些什麼
臥著一個精緻的書店
曾經的辦公室，變得不再神祕
不知孩子們會如何作答
顧雪堂
今夜有月，風起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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