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行台湾（下）——鱼眼印象之脉脉不得语

浊水溪，发源于中央山脉合欢山南麓，上游就是日月潭水库，流入台湾海峡。中央山脉将台湾分成东部和西部，而浊水溪不只是个地理概念，它不但分隔了台湾北部和南部；还分隔了政治上的泛蓝和泛绿；分隔了本省人和外省人；分隔了国民党和民进党。历史似乎还停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蒋先生率领120多万人马退据台湾，造成了与大陆乡土隔离的一个庞大群体“外省人”——即所谓“外省来台”的人。几经时代波折，几经政治操弄，外省人与本省人，从分离走向融合，又从融合走向分离。

早上搭乘巴士离开小资情调浓郁的垦丁，沿西海岸北上，两个多小时后就可到达高雄左营，左营是台湾重要的军港，也是台湾高铁的南向终点，西海岸的主要交通枢纽，连线台铁、捷运、巴士、海运于一体。

为了寻访眷村，来台湾前在网上先预订了高铁票，还特别购买了台湾悠游卡，在全台湾的公交，长途巴士可随意刷卡，还可以在便利店消费，甚至有些夜市都能方便使用，正对用惯了微信、支付宝，已无现金消费习惯的陆客胃口。

“眷村”一般来讲是指1949年前后，蒋先生退据台湾带来的军政人员临时落脚居住的地方。
丢掉大陆锦绣江山的国民党带领60万官兵和他们的军眷撤退至台湾，成立“军眷管理处”，开始大量兴建眷村。囿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与反攻宣传,当时的眷村居民并没有长久居住的打算,只是把眷村当做一个临时的落脚点。由于防御方向和“反攻复国”的需要，眷村都随着驻军分布在台湾西海岸各处。

眷村独特的建筑特征是眷村文化形成的原因之一，在四十年代末眷村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只把眷村当成暂时的居所，而未对眷村“大兴土木”。撤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军眷对日据时期日军遗留下的废弃军营、废弃仓库稍加改装，就形成了第一批老旧眷村。当时经济条件拮据，军眷们没有富裕的生活空间，就用竹篱笆把各家各户围了起来，形成了一排排“豆腐块”似的户户紧邻的生活环境，这种特殊的建筑构造使得眷村内部的交流更加紧密，但竹篱笆的存在同时也关闭了眷村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大门，造成了眷村“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

“外省人”即是跟随国民政府败逃台湾，来自大陆五湖四海的军人军眷和平民，总数有120万之多，而本省人则是指清朝时期移民台湾的本地人。眷村中绝大多数都是外省人。阴暗简陋的眷村就像是他们当时的处境。外省人绰号“老芋仔”，意为长相不好的芋仔不会被施肥，扔在哪里就长在哪里。“老芋仔”的外号正是外省人“有家回不得”飘零身世的写照。第一代的外省人对大陆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他们迫于历史的因素而迁徙，外省人下层在台湾生存的很不如意。最基本的语言沟通都是障碍，眷村中的外省人与台湾的本省人鲜有交流。在眷村内，外省人之间十分亲切，在海峡的这一边，他们再也见不到“远亲”，依赖和信任的就只有“近邻”。眷村中的人情味十分浓郁，第一代外省人之间的患难情感朴素而真诚。

随着“反攻”计划的失败和国民党“禁婚令”的逐步解除，外省人们开始在异乡成家，也就有了第二代“外省人”。第二代外省人们自小受到严格的“外省教育”，对本省人取排斥态度。他们生在台湾，没有见过大陆，也很少适应眷村之外的世界，因此他们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存有较为严重的迷茫与困惑。

眷村中的“外省人”们来自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操著浓重乡音，带着家乡生活习惯和文化特色，共同居住在拥挤的环境里。眷村小小的空间中充盈著来自大陆的多元文化，这形形色色的文化在碰撞与交融中发展，共同组成了独特的眷村文化。

眷村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在衣、食、住、行多个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眷村的多元美食。台湾的眷村美味就是袖珍的大陆美食地图。有来自四川的辣子鸡、劲道的山东馒头、肥而不腻的东坡肉，酥脆的炭烤烧饼。眷村美食为台湾饮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风靡几十年的台湾牛肉面和夜市上许许多多的美味，究其源头都来自眷村。

原本只是想着歇脚的暂住地，心中依然眷恋的是隔海相望的老家。整整七十年，命运和他们开了一次次玩笑，眷村最终还是成了异乡的家，家虽然破旧，还是难逃拆迁的宿命。

左营军港门口，传出熟悉的阵阵豫剧唱腔，铁丝网里的“台湾豫剧团”，看上去感觉有点别扭。回大陆后查查史料才知道颇有来历：1948年，国共两党争鼎中原，刘邓大军发动南阳战役，国军败退，南阳十六所中学五千多师生步行千里，南撤到尚未开战的湖南衡阳，与衡阳中学组成“豫衡联中”。后又撤到湖南永州，还没读上几天太平书。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又随着黄杰的一兵团退到广西，翻过十万大山，来到越北边境。三万军人被法国军队缴械，平民和军人一起关在越南富国岛的集中营里，在铁丝网包围的三年半，他们认认真真地演唱豫剧，聊解乡愁，创立了“中州豫剧团”，给患难同胞表演。薪火相传就有了今天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

在“国军南部招募中心”门口向两位国军士官问路，对方很认真地摸出手机为我们搜寻路径。胖嘟嘟，园乎乎，一脸学生稚气，完全没有一丝军人的刚毅和警觉。

想到花莲开车的阿黎也是刚服了兵役，四个月兵役？连枪都没摸热。草莓兵而巳。

眷村人政治态度显而易见。当年迁往那里的人，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国民党军人及家眷，他们服从于国民党，是国民党最忠实的拥护者。随着国民党失去执政权以及党内分裂，尽管眷村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但反“台独”的理念一直不曾动摇。自从民进党上台以来，时有丢掷“台独”言论，几乎每次都会遭到眷村人的强烈抗议和反对。他们有着至死不渝的“祖国认同感”。在他们心中，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的土地。
2018年国民党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成功，终于打破了“国民党不过大浊溪”的魔咒。

国共两党的眷村子弟，当年都跟随父辈辗转南北，童年记忆都出奇地相似。

除役的国军军舰铭牌，不少曾都是父辈们的老对手。

眷村大多建在接近军事基地的地方，和大陆的部队大院一样，基本属于封闭状态。眷村里医院、商店、邮局、学校等公共设施齐备，所以眷村人没有大事，一般都不出村子，在这里形成了他们封闭的生活圈子。

左营的明德新村五十年代时是海军将领的眷所，军官俱乐部娱乐设施比较齐备。

和大陆的部队大院子弟一样，眷村男孩首选出路就是当兵从军，他们天生遗传到军人那种团结奋斗，众志成城的信念，在部队又有人脉，机会当然比本省人多得多，国军将领中，眷村子弟出身不在少数，郝龙斌就是个代表。

相对于下课后必须帮忙务农的本省子弟，眷村的孩子们由于父母多半是在仓促中撤离来台，没有祖辈的东西可以继承，也不如一般农家有田地可以耕种，孩子们有时间来认真读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育刚刚在台湾普及，然而眷村里的概念通常还是如旧中国那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绩成了出人头地的唯一标准，眷村里的孩子们通常被赋予较高的期待。 眷村出身的名人数不胜数，政治人物中，宋楚瑜是最出名的一个。

在物资不充裕、建设相对落后的眷村里，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自小即养成了拉拢互助的习惯，同辈之间凝聚力强。眷村的设立也有功能区分，空军有大鹏、长风新村，陆军有陆光、宪光新村，海军有海光新村，联勤部队有明骆新村……或以军队番号取名，职能分界线各自围出了一个圈子。分类这种草率却便捷的方式，彰显了眷村人各自身份。就像划分军种那样，眷村成长的小孩也可以很容易被分成三种：第一种很会读书，以后都出国念博士的；第二种是属于读书读不来的，家长很严格，被送去读军校；第三种师承遗传了军中江湖气，长大后成为聚党斗狠的能手，后来发展成台湾的主要江湖帮派竹联帮、四海帮。现在左营眷村旁的酒店就叫“四海一家”。

电影双雄杨德昌和侯孝贤，文化界重量级人物龙应台、张大春、朱天文，台湾电视教父王伟忠，标志性的大美女林青霞、胡茵梦，另外还有刘德凯、胡慧中、张艾嘉、任贤齐、庹宗华，当然还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邓丽君，他们也都来自眷村。璩美凤当时和吴小莉住在同一个眷村，两人还是同学。
这几个小女孩超可爱，说不定长大就能变成蔡琴、伊能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都一样，热衷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运动。一群游行的小女生里边，再过几年说不定就能冒出几个天皇巨星。对台湾来说，1949年人口大迁徙的文化意义，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士族南渡”。

眷村曾经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眷村又被称为“竹篱笆”。竹篱笆围起了拥挤逼仄的空间，你家的窗对着我家的门。围出的小院子里，人们在这里给小孩洗澡、教育子女、也拿来养鸡。户户紧邻、如军营般的“眷舍”、“操场”，因此有了家的样子。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对于眷村的第二代、第三代来说，他们的乡愁是爷爷奶奶那一代附加给他们的。但是父辈们的乡愁也是停留在时空中的精神感受。即便再次回到故乡也是物是人非，乡愁成为眷村人不可化解的情绪。

就在两个人静静地看展览时，突然响起了激昂的《国际歌》声，进去一看，展室一边是大陆的“解放台湾”；另一边就是国民党的“反攻复国”。比对强烈的策展手法恰恰是眷村文化人内心矛盾的写照。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龙应台

跨过大江大海，躲过炮火连天，随着败退的军队来到台湾的眷村太太们，手提箱里总带着一两件旗袍，这是中国女性起码的体面和优雅。

当年的民国旗袍美女，在眷村都得换下旗袍成为眷村妈妈。

眷村第一代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军饷，人们还会有副业，做外卖、洗衣、摆小摊。对于眷村外面的人来说，竹篱笆有着“负面”的色彩。它代表了眷村居民与台湾外在社会的隔离，甚至反映了“外省人”在台湾的特权地位。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回不了家的“外省人”的身份，眷村人的邻里之间感情深厚。大多数的村庄是宗亲、乡邻住在一起，而眷村人当年不少是孤身前往，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个骨肉分离的家庭。

眷村妈妈除了夜以继日的繁忙工作，操劳家务，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起居之外，更要为身处于高危工作环境的军官先生们多担一份心。

若是丈夫因公不幸伤残、重病或者殉职，之后的一家的生计都得由眷村妈妈全力承担。
在左营等公车时偶遇一位东北大姐，嫁给荣民（退伍老兵）15年了，据说现在老兵的待遇不错，政府供给房子，每个月退伍金7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59万）够老俩口生活。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尊重军人，善待老兵是起码的社会底线。

对眷村的孩子们来说，这些就代表着他们的爸爸。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各为其主，无可厚非。

不谈意识形态，军人荣誉永存，值得后人铭记。

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龙应台

记忆淡去了时代风云、也无关熠熠星辉。眷村的竹篱笆里，都是庶民众生的一笑一叹，都是个人边边角角的琐碎小事。

身为眷村中的女性，无论是随军撤退的外省籍官太太，或是来台后才嫁入这个大圈子的本省籍妻子，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张罗先生、孩子们的一日三餐。

眷村中的军人们大多都没有丰厚的军饷，军眷全家也只能靠着军方发放的补给度日。这些经历困境的人们逐渐掌握了“穷则变，变则通”的克难精神。装着美国援助面粉的口袋材质不错，就把这些面粉口袋做成裤子给孩子们穿。许多眷村二代子弟在回忆童年时，都会提到自己有过一条“美国裤子”，这段日子和大陆的“尿素裤”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是物质匮乏年代两岸的共同记忆。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行走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眷村牛肉面。其实台湾人本来不吃牛肉，因为对他们来说，牛是耕田的伙伴，台湾的面食就是从1949年开始的。台湾不产小麦，面粉要渡过台湾海峡从外面运进来，那是非常奢侈的，所以台湾人不会用这么金贵的食材拿来做面条。1949年后，大量大陆人来到台湾定居，此时正在接受美援的台湾获得了大量美国面粉，来自北方的军眷们善做面食。从此台湾的牛肉面到处都是，就连最偏僻的乡镇都可以找得到牛肉面的身影，这就是眷村对台湾的影响力之一。

在高雄市里住了一夜，搭乘高铁先去台中再去台北，台湾高铁，贯通台湾经济发达的西海岸，起台北，终高雄左营，统共八个站，345公里，准轨1435毫米，时速大约在180左右，不超过200，相当于十几年前的和谐号动车水平，和大陆四通八达的高铁网还是不好比的。

台中市南屯区春安里，岭东科技大学旁边有一座奇特的眷村，不同于一般老旧眷村的灰暗破败，而是画满了鲜艳的彩绘，在台湾本地和网路上，人们把那座充满鲜艳色彩和线条的眷村，称为“彩虹眷村”。

创造“彩虹眷村”的黄永阜，国军的退役飞行员，也被人们亲暱地称之为“彩虹爷爷”。

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军方为了安置老兵，陆续修建了几百所眷村，自2004年起，它们已开始被逐渐拆迁。而黄永阜所住的正是其中的干村六村。房屋是他自己申请筹建的，还占用了“国防部”的土地，在法律上属“违建户”。

根据台中市的规划，黄永阜居住的眷村都被划为住宅与道路用地，这意味着“彩虹眷村”将会被拆迁。虽然政府方面给予搬迁者数十至数百万的补偿费用，村里的居民也急剧减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搬走，其中不愿意搬走的就有黄永阜。老人原籍香港，年轻时入台当飞行员，后负伤独居眷村，晚年生活苦闷。眷村这种鸡犬相闻的亲密空间感，便成了老人唯一的籍慰。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他还曾打过官司，结果显而易见，最终还是败诉。

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村子里的涂鸦，反倒拯救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
事实上，他在村子里作画并非有意为之，而只是为了打发老人孤寂的时光，一开始他只在自己屋里墙上涂鸦。他从未学习过绘画，却越画越有乐趣。又开始往屋外拓展，邻居看他画得好，也答应让他在外墙上画。

从此，整条巷子就成了彩虹爷爷的超级大画布，每天清晨3、4点起床后，他就提着油漆、画笔，靠着路灯的微暗光线开始作画。一直画到太阳热了，才收工休息，日复一日，让原本萧条寥落的老社群摇身一变成了梦想中的童话世界。

村口那条数十米长的巷道，是“彩虹爷爷”作画最多的地方，也是最热闹的地方。这里的画色调明艳热烈，地上用油漆涂成了红底，上面用白色和黄色等勾勒出小鸟、小鸡和兔子造型。墙上则分割槽，时而以蓝色为背景、时而以白色或黄色为背景，上面画了数百卡通造型的猴子、猫和孩童。（好像大陆的武汉市汉阳区也有一条差不多的彩绘巷，不知最后结局如何？）

黄永阜没想的是，这些画吸引了眷村旁边的岭东科技大学的学生和摄影爱好者来此参观。这群生在网路时代、善用网路力量的新生代，透过网路无可比拟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意外让彩虹眷村爆红。来自台、港、澳、大陆甚至亚洲各地的游客，在巷弄中寻寻觅觅，只为了亲身体验彩虹爷爷笔下的童话世界。

得知“彩虹眷村”要被拆迁的讯息后，岭东科技大学的学生和当地一些热心人士，又通过网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抢救彩虹村的活动。几天内，三个联署拯救彩虹眷村的网页，很快便突破十万人次。舆论压力下，台中市春安里里长颜庆义表示，“会留下创作空间，让彩虹爷爷可以继续自由自在地画下去。”

随着“彩虹爷爷”故事的传播与扩散，到“彩虹眷村”来观光的游客也开始络绎不绝。高峰时达到了年游客量五、六十万人次。台中市长因此大受震动，最终决定把这座村落作为“彩虹艺术公园”加以保护，使它最终免去了被拆迁的命运。
曾经鸡犬相闻的旧时代乡村社群，在一位百岁老人的笔下，重新找到了鲜活的生命。而在台中角落里的小小眷村，也因染上缤纷色彩而带来活力。

老人已九十多岁，曾经也是邓丽君的粉丝。画里不乏幼稚的笔触图案之间，时常还会穿插很多吉祥语给参观者们，比如“平安百福”、“大家有福气”、“身体保重，才是本钱”，让人觉得朴实温暖。因为画技童真幼稚，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显得更具艺术的纯粹。

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展现出了艺术的力量，抗议不一定要暴力流血，可以也应该更加人性化和艺术化。

艺术扭转了眷村被拆的命运，留下了历史，留下了记忆。人们在参观彩虹眷村的时候，总会记起在这里曾经居住过的老兵，总会想起两岸中国人都为之心痛的历史。

新北市万里区，野柳地质公园。野柳不是依依杨柳，而是一条突出于海面，约1.7公里长的砂岩岬角，位置差不多在台湾的最北端。

更新世前，台湾仍在茫茫太平洋中，由福建一带冲刷下来的泥沙，一层层在大陆架上堆积出砂岩层。蓬莱造山运动，菲律宾板块挤压欧亚板块把岩层推挤出海面，形成今日的台湾岛，野柳也是其中一部分。

造山运动时受挤压应力作用，在野柳两侧推出两道断层，断层破碎易受侵蚀，所以两侧凹入成湾，中间突出形成海岬，在海浪不断侵蚀和地壳抬升的双重作用下，形成野柳千奇百怪的海蚀地貌。

海蚀形成的蕈状石历经千百年的风吹浪打，最后象一颗颗蘑菇，是野柳最有神话色彩的风光。

壶穴和海蚀沟，海水沿岩层薄弱处和断裂冲刷而成。

像雾像雨又像风，新北市瑞芳镇九份老街，终年云雾缭绕，日据时期因采金而繁华。发现金矿前，只有九户人家散居，买任何用品都要从鸡笼运至庾仔寮，再转运上山，九户人家一次都要买九份。久而久之，就成了“九份”。1890年，当地农民在溪涧发现砂金，最夸张时据说在芦苇根部的一碗泥土可以淘洗出小半碗砂金，九份金矿的的丰度记录至今还是世界第一，无人打破。讯息传开，就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淘金者，从此开启了九份的流金岁月。当时的九份虽在山上，却比鸡笼（现称基隆）还要热闹繁华。二战后，台湾金属矿业公司接管九份金铜矿，开展大规模的采金链铜，随着金阶上涨，“亚洲金都”的称号一度不胫而走。1971年后资源枯竭，黄金繁华如潮退却，人去楼空，只留下一条不足两米宽的九份基山街。

九份老街依山面海的地势，依势而建的建筑吸引了众多的文艺人，候孝贤在九份拍摄电影《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大奖，给金尽人散，沉寂多年的九份带回了无数游客。

站在九份基山街头，人潮涌动，摩肩擦踵，和大陆的丽江大研、重庆磁器口一样，在商业化大潮中只剩下热闹了。

一头雾水地扎进九份老街，又一脸细雨地扎出九份老街，除了芋圆，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记忆。

大规模开采金铜矿，留下的尾矿在雨水的冲刷下，大量重金属和硫化物排入大海。也被包装成景点招揽游客，叫做“阴阳海”。

台湾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台湾民众的素养极好，在台北街头随便找人问路，素不相识的路人会一直把你送到捷运（地铁）入口。 流光溢彩的西门町和高耸入云的101只是台北靓丽的门面。

而在台北车站的西门和南门总集聚着数以百计的流浪民众，尽管无家可归，白天总是把行李收拾干干净净，用大包装好。倾尽全力维持自己最后的体面和城市的基本秩序。

夜色将临，一个纸箱，一条薄被就是他们的家。

台北街头有着见人就派发小册子，拉人信教的教徒。

也有平时认真练功，见陆客就赶紧上前洗脑的XXX。

看到更多的却是台湾民众的善举，夜色中亲眼见一位年青人从远处步行过来给流浪者派发便当，双手拎了大约有四十个便当。问了一下，他是每星期都来一次。

这就是传说中的台铁便当，最小号最廉价的全素便当也要60台币，一般是80~120台币。

其实行善是东南沿海民众的习惯行为，走长路必有路廊，路廊里必有免费茶水，盛夏里必有社群老人出面凑钱烧茯茶。而到了台湾，行善就被放大到全社会层面。

台湾慈济总会有400万注册会员，比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党员总和还多。慈济总会就是一个志愿者（台湾叫志工）的民间组织，我们在眷村，在中山博物院（台北故宫）看到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穿着马甲的志工。
释放善意是最大的情商，释放善意能触动心灵深处最柔软的本质，台湾人的善心，台湾社会的善力，是台湾社会最重要的生命力。
台湾是多元的社会，在岛内人人行善；在大陆电信诈骗也是台湾人首开先河的。矛盾？社会就是矛盾的混合体。

在XX大饭店的面包房里买了几个新鲜面包，没吃完带回大陆，放在塑料袋里常温储存到今天，巳经过了一个多月，没有发霉，没有变质，只是脱水干燥。继续！看看能不能打破XX劳汉堡常温储存一年的记录。食品过量新增防腐剂的问题看来在全世界都存在。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两岸分离已七十年。
彰化县志记载“浊水溪清，则时事有变。”浊水溪共有3次变清：第一次是郑成功赶走荷兰人，溪水变清时间长达3个月；第二次是二战结束，台湾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第三次是2000年选举期间，台湾实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虽然没有科学依据，很多台湾人却对此深信不疑。
台湾的行政效率很低，开启电视，大多数新闻都是两党各级议员喋喋不休，口水四溅。凤山官校的校歌是“党旗飘扬”还是“国旗飘扬”已经吵了一个月，鸡蛋是涨一台币，还是涨二台币，也吵了一个星期了。对习惯了领导决策，强力执行，高速发展的大陆人来说很不以为然。长此以往，即使政党轮替，在没有强大外力下，维持不独不统估计是大概率事件。
期待浊水溪早日变清！

“鱼眼印象”，记录平凡生活细微点滴，尽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台湾。

“鱼眼印象”，放飞走遍世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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