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Formosa | 越来越难抵达时，重拾“在地”的记忆

三十五年前，龙应台的野火集在台湾《中国时报》开辟专栏发表，那是1984年的台湾。

龙应台控诉：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她笔下控诉的台湾，是生了梅毒的母亲，民众充满暴戾之气、机关单位无法可依、办事人员有法不执、社会问题涌现……

1984年，野百合花没有在中正广场竖起，并没有解除戒严，仍然是万年国代选出他们的领导人。

彼时，这片仅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民众几乎都觉得，中国人三个字不是指向对岸，而是再说自己。

同一时期，蒋经国积极建设台湾所累积的经济红利喷涌而出，即使国际空间被一度压缩，社会呈现出的还是积极向上：为了自己生活幸福而拼命奋斗的年代。

那时的主旋律是：爱拼才会赢。

五年前我抵达那里，一位老师几乎是手舞足蹈地和我炫耀：

“80、90年代才是台湾最美好的时代，冷气有了、手机有了，LDH摘下了经济建设的果实，摘下了民主的果实，一般人夜市卖咸酥鸡蚵仔面线都可以攒钱买五套房的。那个时候的台湾人，出国旅游在头等舱喝香槟，是举起瓶子就直接灌嘴里的，空姐都要被这群暴发户吓到。”

后来，我遇到了更多同龄人，由于没有语言障碍，深入交流成为了可能，他们的父母正是在“爱拼才会赢”的时代生下他们，并在“小确幸”的时代被我认识。

当时，我有幸在半年的时间里，走遍了除澎湖、金门、连江三县外的本岛所有县市。在赴台旅行因疫情等等因素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时，谨以此文，捡拾起快被我忘记的那个民国105年。

近期疫情恶化，担心每一个没打疫苗的他们，在局域网中的世界，个人尽力打破的同温层，还是有厚厚的壁垒。

见识到官方博物馆的策展能力竟然可以如此之强，是在此地。让一个看惯了每一个省级博物馆，都从史前的头骨开篇到当代的党旗结束，没想到故宫的“饺子馅”可以这么香。

除了翡翠白菜、肉形石、毛公鼎三大件外，此外的常设展和专题展都能引人入胜却又干货满满，譬如“郎世宁的色彩世界”、“皇帝的玩具盒”等展览，哪怕隔了五年都记得这座没有尿点的博物馆。

一个族群如何看待自己的开放史，关乎著当下和未来，淡水就是见证地之一。

当甲午的黑幕落下时，抵制运动的悲壮，犹如丘逢甲刘铭传等“唐山”官员的“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可当双方达成协议，由本岛人民自由选择去福建还是留下时，几乎选择了留下。更迭是一个不变的命题，但升斗小民的生活还是会继续。

那时候已经是DPP执政，见识过香港2014年Occupy后，还是被同婚合法化的人流震撼了，两种观点的直接对抗和叫嚣，在一个小小的场域内，都是法理上应该被重视的声音。

但是有人用“今日的新瓶装着昨日的馊酒”形容如此民主，往往越是在深入了解后，才知道其政治品质的有待提高。

而如果仅仅是一个华裔世界公民的角度来看，自觉不太可能融入欧美主流社会的我，其实把台南和槟城当做养老地，是一个很舒适的选择。

那是在夜幕降临前抵达的地方，坐着最便宜的区间车，每个小站的名字都被国语台语客语英语四种语言，郑重地报站。

没能在桐花祭的时候到这个充满诗意的客家田园，就只记得吃了台湾客家菜的必点“客家小炒”、“姜丝炒大肠”、“炒粄条”……

台湾的“在地”是随着纬度降低开始的，丰富澎湃的民间信仰，各式各样的节日活动，随和自在的民众，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天龙国”南部。

当地的朋友用机车载着我，走在两边全是稻田的乡道上，忽然会出现宫庙，供奉的神明从马祖、三山国王、保生大帝，到更为小众的关公、大士爷等等，这是一种踏实的俗。

麦寮几乎是一个环境新闻的朝圣地，前一天听了生祥乐队，用客语唱的《围庄》，现场的故事震撼了我，一首歌可以是一种公民诉求的表达。

台湾第六轻油炼解厂是石油危机后“不得不建”的专案，选址问题争议一直不休，当初负责的资方王永庆保障不污染环境，可是随着所在地云林麦寮癌症发病率的攀升、生产安全事故频发，成为了诸多环境新闻报道绕不开的地方。

真正走到麦寮，几乎是一个矛盾体，街头并排的槟榔摊，为一批又一批工人提供能量支援，本地人需要这个工厂赖以生存，可是外地人却关心麦寮人的生命。

最后，吃饭的人选择把当下活好，不关心他们怎么吃饭的人，选择劝说他们砸掉饭碗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