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尴尬的中正纪念堂
昨晚没睡好，半夜被吵醒。
揉着迷迷糊糊的双眼，眼前是两位身着警察制服的人。
“您好，请您出示一下证件。”
一位警察向我敬个礼，用特有的台湾腔轻声道。
把大通证递给他，看了看，没有什么盘问，就关门离开了。
“服务态度还是不错。”
抱着这样的想法昏昏沉沉又睡着了。
早已经在手机上定好闹钟，因为包间只有八个小时，如果睡过头有人来打扫，慌慌张张很是麻烦。
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晨，揹包离开网咖。
呼吸著带有丝丝凉意的空气，沿着昨夜走过的路，周围的一切显得熟悉却又陌生，有些恍如隔世之感。
“我现在是在台——湾，对吧？”
大概是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竟问了自己这样一句话。
要是别人能看到我的内心OS，估计会骂一声“神经病！”
：“你不在台湾在哪里！”
找到一个青年旅舍，柜台的小姐姐倒是亲切友善，大大方方让我把行李寄存在这里。
“你要去看跨年演唱会？”小姐姐笑道。
“是啊，就是跑来看演唱会的。”
“我们现在都看电视直播。”
“嗯？”心想隔壁就是真人现场版，为什么要看电视。
“看大陆的电视啊，浙江卫视。”
“啊？”笑了出来。
“因为明星都被请到大陆电视台去了。”小姐姐说著开启了电视。
左上角熟悉的蓝台台标一跃入眼，不知在演什么节目，热闹得不得了。
想想也对，光四大卫视邀请去的明星估计至少几十位，还不算央视和其他省级卫视，这样一来，台湾还剩几个明星？
“真是个吸金的行业。”
一边默唸著，和小姐姐道别。
台北跨年演唱会要在晚上才会开始，所以还有一天时间可以游览台北。
第一站直奔台北中正纪念堂。
我看着网上找来的资料：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逝世；
1975年6月，决定兴建纪念堂以纪念蒋中正；
1977年11月，正式破土动工；
1980年3月31日，正式完工；
1980年4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参观。
2017年12月31日，已经快四十年了。
虽然这是为纪念蒋中正而建造的，但是他的遗体并没有安置于纪念堂内，而是在车程几小时外的桃园慈湖陵寝。
从进入宽阔的广场——广场＋纪念堂的模式，世界通用。你需要穿过一幢巨大的牌楼，如果形容它的模样，需要用上一串专业词汇：五间六柱十一楼。
“五间六柱”不难理解，牌楼一共五进，由六根柱子构成；而“十一楼”中的“楼”指的是牌楼上的斗拱屋顶，大屋顶五，小屋顶六，刚好凑成十一数。
这是牌楼中规格等级最高的。
毕竟象征蒋中正在台湾的身份。
整个牌楼全身乳白，只有斗拱屋簷是湛蓝色，显得古典端庄而又肃穆。
正中的斗拱屋顶下写着“自由广场”四个字。
之前写的是“大中至正”，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争斗下，才给换成“自由广场”。
想想后者的所作所为，心里也明白为何这么做。
穿过牌楼，沿着大道直走，瞧见不远处的纪念堂，虽然只有不到四十岁，却像一位暮年的老人，就这样安详地坐着。
像是坐了很久很久。
清晨的广场，另外一些老人穿着宽松的丝质衣服，轻舞太极剑。时光在他们的一拳一脚中，慢了下来。
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纪念堂，他们也还是年轻人。
走近，纪念堂蓝、白两色在天空的映衬下，稳稳地矗立在高台上，金黄宝顶、蓝色琉璃瓦双层屋顶、白色大理石墙——我仿佛在看古代某位帝王陵，宏大、庄严、雄厚，令人震撼。
不由得想起中学时第一次去到南京中山陵，爬过宽广延绵的台阶站在祭堂前，就是这种感觉。
进入广场和纪念堂没有任何检查，像楼下的公园，可以随意晃荡。
纪念堂大厅是蒋中正的坐像，两旁站立身着礼服昂首挺胸的宪兵。
我盯着手表数着时间，“九点整！”
许多像我这样的游客掐著时间，为了观看整点的宪兵交接仪式。
整点宪兵交接当年是为了表示郑重，今天更像是变成了一种表演：游客怀着娱乐的心态观看，不知宪兵是否怀着表演的心态去做。
如果可以的话，很想去采访这些宪兵。
在一群游客的包围中，在照相机和手机直播的镜头下，宽阔整洁的大厅，制服闪亮笔挺的年轻小伙，整齐划一的动作，高亢的音乐——怎么看都是一场“华丽丽”的演出。
也不知高高阶坐正微笑着的“蒋总裁”看到这番景象，会是何种感想。
写一段议论文式的感想：
这个世界有无数的雕像，有无数的纪念堂，真正伟大的，人们会怀着敬意，带着后代进入纪念堂指著雕像对孩子说：“看，那就是我们的英雄！”；
而为了一己私欲想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民会推倒纪念堂，砸掉雕像，然后吐上一口唾沫，让它淹没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纪念堂分作数层，其实最有趣的倒是地下，大概是在做什么活动，不同于纪念大厅的单调，这里被布置起来，像是一个精致的小文创园。
饶有兴致地在里面闲逛，一块竖着的小黑板引起我的注意，上面特意用歪歪扭扭的幼稚体中英文写着：你想要中正纪念堂转型成什么样？
一看就知问题的物件是儿童。
哦？转型？
今天的台湾，纪念堂逐渐失去最初建造它的意义，从威权时代象征“最高领袖”到如今用历史作为筹码的政党之争，中正纪念堂同“蒋中正”这个人一样，成为尴尬的存在。
所以纪念堂需要转型，但转到哪里去？成什么型？
想必专家学者都已认真严肃地讨论过，各个阶层的大人们或许也已在茶余饭后认真交换了意见。
孩子们呢？
有人问过孩子们的想法吗？
需要吗？
当然。
数十年后，这些粉嫩、天真、小只、可爱的孩子们，也会成为今天站在大学讲台上和学生探讨纪念堂历史意义的教授，成为坐在办公厅决策纪念堂城市定位的官员，成为报道纪念堂转型工作实时动态的记者，成为记录纪念堂所有故事的作家，成为收集市民对于纪念堂意见的代表，成为在纪念堂提供服务的志愿者……
还有更多的，会成为在傍晚自由广场散步，周末来纪念堂参观的普通人。
所以孩子们当然有发言权，虽然他们的意见听起来会觉得幼稚甚至可笑。
其实更重要是的：给孩子表达意见的机会，此时他们淡薄模糊如萌芽般的“主人翁”意识，将会慢慢地，慢慢地，成长为如参天大树般清晰有力的“公民意识”。
我们的城市，甚至更大一点的我们的国家，也许能变得更好。
没有时间去更深入了解纪念堂的转型工作，但可以想象这其中的艰难。
这其中牵扯到了太多，谁都有理，可谁又都说不清。
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蒋中正和他的纪念堂——人和物，都是可以解释并继续存在的；但它们背后所象征的从“戒严”到“解严”这半个世纪的风雨——如何面对，远比面对这座纪念堂要困难复杂得多得多。
五间六柱十一楼代表最高规格的牌坊下䙓满了做生意的小摊子，神圣卸下了光环，成为了普通
从正门内远看中正纪念堂
正在站岗的卫兵头盔锃亮
正在进行交接仪式，时长五分钟
仅一层之隔的纪念堂地下像一个文创园，气氛顿时变得活泼起来
1976正是蒋中正逝世的年份，2018是即将到来的一年，两者碰撞，会发生些什么
卧著一个精致的书店
曾经的办公室，变得不再神祕
不知孩子们会如何作答
顾雪堂
今夜有月，风起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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